李白《上阳台帖》

天宝三年（744年）李白和杜甫、高适到王屋山阳台道观寻访司马承祯，未果（已仙逝）。李白见到司马承祯的画作，触景伤情写下诗句：“山高水长，物象千万，非有老笔，清壮可穷。”落款“十八日，上阳台书，太白。”

《上阳台帖》本纸为纵28.5cm，横38.1cm，然而后人装裱时加的引首、隔水、拖尾使得长度增加了几倍，历代名家的题跋和收藏章也是密密麻麻。如此之多的名人题跋加上他们的收藏章，为这件国宝的身份增添了确凿无疑的背书，同样也说明这件国宝千百年来所经受的颠沛流离。

《上阳台帖》上第一个题跋的人是宋徽宗赵佶。赵佶生于元丰五年（1082年），是宋神宗第十一子。据说在他降生之前，其父宋神宗曾特意观看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，随后就生下了徽宗，所以就有了“梦到李后主，文采、风流超过李煜百倍”的说法。这种传说固然不足为信，但在赵佶身上，的确有李煜的神韵。

宋徽宗赵佶

徽宗自幼爱好笔墨、丹青、骑马、射箭、蹴鞠，对奇花异石、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，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，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天赋，他创造的“瘦金体”书法更是飘逸潇洒、独树一帜。

宋徽宗题跋

宋徽宗在位时广收古物和名家书画，收藏在内府，并命文臣编辑《宣和书谱》《宣和画谱》《宣和博古图》等书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、系统性收藏宝物的国家行为，证明了宋代的经济强大，也保护和传承了文化遗产。

宋徽宗将《上阳台帖》收归内府，保护了流散在民间的文物，也引领了宋代文人的收藏热，士大夫和文人把收藏字画作为一种雅兴，也是一种身份和品位的象征。宋徽宗引领的收藏热也一直对现在的文物收藏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宋徽宗在题跋中说，他曾经见过李白的另一件书帖，并评价说：“字画飘逸，豪气雄健”，看过李白的书迹才知道他的书法和诗作都有很高的成就。

古代名家书法的鉴定是非常困难的，尤其是仅存一件的情况更是无法对比认证的，这在文物界叫作“孤证不立”。宋徽宗距离李白生活的时代仅三百多年，而且他是见过李白其他真迹的人，再者赵佶本人又是书画大家，他的眼力和鉴赏力高于常人，所以有了宋徽宗的题跋为确认这件李白《上阳台帖》立下了铁证。

贾似道

在《上阳台帖》的右下角钤有一方“秋壑图书”的朱文印章，证明它曾经被贾似道所收藏。

贾似道秋壑图书章

贾似道是宋理宗时丞相兼枢密使，权倾朝野为一代奸相。《宋史》上记载，当时襄阳被蒙古军队围攻，贾似道却在家中赌博淫乐，甚至上朝时还怀揣蟋蟀，结果蟋蟀跑出来跳到皇帝的胡子上，演出了一场闹剧，南宋灭亡贾似道的乱权是脱不了干系的。

贾似道是历史上有名的奸佞，但是他在艺术上还是颇有鉴赏能力的。他令人临摹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，又复制了姜夔及任希夷的真迹。他所收善本图书达千余部，至今流传于世的许多古代书画名迹，如《快雪时晴帖》《游春图》，欧阳询《行书千字文卷》、赵昌《蛱蝶图》、崔白《寒雀图》等，均是他的收藏品。

历来在字画收藏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钤印收藏章要从下而上，即先得到的人要把章盖在作品的底部，流传到后世藏家手中，要把章盖在上面，以此类推时代越久远的藏家印章应该在最下方。贾似道在得到《上阳台帖》后把“秋壑图书”章钤印在画芯的右下方不起眼的位置，说明他不仅是内行，而且对艺术品十分珍爱和尊重。

项墨林（1525年—1590年），原名项元汴，字子京，浙江嘉兴人，为明代著名收藏家、鉴赏家。

项墨林

项元汴因为得到一张名琴，上有“天籁”两个字，于是就用“天籁阁”命名自己“藏宝楼”。天籁阁里“海内珍异，十九多归之”——商周时的鼎、汉代的玉器、晋唐宋元的名帖，各朝名器，还有种种珍稀的奇花异草，手笔之大，无出其右。天籁阁就像是那个时代最了不起的博物馆，同时代的文人、画家、古董商人、文物掮客，没有不希望能进去饱眼福的；而只要曾经出入天籁阁的人，也没有不钦羡的。

项元汴经常乘坐自己的大船到南京会友并且寻访文物，在重金收购《上阳台帖》后在上面盖了多方收藏章，而且占据了有利位置，其中一方“ 檇李项氏世家宝玩”九叠篆大印甚是壮观，在众多的收藏章中尤为醒目。

项元汴收藏到《上阳台帖》后，视如自己生命一般，在他的天籁阁中经常把玩、寻味。他不仅不让外人看到《上阳台帖》，甚至自己家人也不能轻易触碰到。每当他在天籁阁中展卷欣赏时都要把门窗紧闭，生怕家猫或者飞鸟闯入对《上阳台帖》有丝毫的损伤。恐怕只有自己独处一室时，他的心灵才能与古人神往，得到内心片刻的抚慰吧。

项元汴在其收藏的众多书画中均是多次钤印，而且是不同时期钤印不同的章，这说明了他是经常观看和欣赏《上阳台帖》的，不啻为点赞最多的大收藏家。

可惜的是，清朝入关攻打嘉兴时《上阳台帖》和项元汴无数的珍宝一起被千夫长汪六水所劫掠散失殆尽，这件国宝又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，直到乾隆把它收归内府才使得国宝重新得到安全的所在。

乾隆在位时间六十年，他喜好艺术，在收藏方面他以唐太宗和宋徽宗为追求目标，听说哪里有名家的作品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。

乾隆在得到《上阳台帖》后异常兴奋，题写了“青莲逸翰”四个字，并且盖了一方“神品”的章。书画鉴定中通常把作品分成“妙品”、“能品”、“逸品”和“神品”，神品是最高的等级，能够称得上神品的是技法上神乎其技，精神上也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。可见乾隆对于这件《上阳台帖》的重视。

乾隆在盖章上也是毫不保留，把他所有重要的宝玺统统钤印在上面，包括了“乾隆御览之宝”、“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”、“石渠宝笈”、“三希堂精鉴玺”、“宜子孙”等等。前文所述字画钤印的约定俗成乾隆毫不理会，他尽可能把印章盖在作品的上端不给后人留有余地。这仿佛是想告诉世人，自己作为帝王理所当然要在最高处，他身处殿堂傲视群臣，他的印章也要和他一样没有他人可以企及！

1911年清室退位，逊帝溥仪不断将历代珍品书画偷盗出宫。1924年，溥仪被驱逐出宫入住天津张园后，为了维持习惯了的生活水准，不得不变卖手中书画。《上阳台帖》正是在这一时期被溥仪出手，散落民间，这件国宝又开始了颠沛的境地。

郭葆昌

郭葆昌早年曾在北京一家古玩店当学徒，精于清代官窑瓷器鉴定。后来他当了袁世凯的下属，由于为人干练，深受袁世凯的信任，逐渐升至总统府庶务司长。袁世凯称帝时，任命他为陶务总监督，负责烧造一套多达三四万件的“洪宪御瓷”。袁世凯皇帝梦破之后，这套瓷器多数成为郭葆昌私人藏品，他也因此发了一笔横财。

北京的古董商明白一个道理，谁家发财了就会收购文物，相反如果哪家败落了藏品肯定是要出手的。郭葆昌作为古董商深谙其中道理，他非常了解北京各大藏家的家底，谁家有什么藏品他都了解情况，如果哪个藏家家境没落他便首先登门收购藏品。溥仪由于退位后经济状况不好，郭葆昌出于商人的敏锐嗅觉，在其他商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就抢先入手，所以他能够获得清室的一大批珍宝也是情理之中的。

1937年被誉为“民国四大公子”的大收藏家张伯驹在郭葆昌家中首次见到《上阳台帖》，同时看到的还有名列乾隆“三希堂”中的两件晋代法书——《中秋帖》和《伯远帖》。张伯驹担心这些宝物流失到海外，便以20万元重金购买了《上阳台帖》《中秋帖》《伯远帖》，以及唐寅《孟蜀官妓图》、王时敏《山水》轴、蒋廷锡《瑞蔬图》在内的6件书画作品。

张伯驹

1953年，张伯驹通过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，将《上阳台帖》赠送给毛泽东。1956年，毛泽东又将这幅作品拨交故宫，收藏至今。

李白《上阳台帖》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，是国宝中的佼佼者，它历经千年，阅尽沧桑，被众多帝王、文人收归己有，又遭逢兵荒马乱流散民间，如今它被故宫博物院收藏，从此有了最适合的归宿。在国家文化复兴的新时期，更需要全民尊重国宝，通过各种手段让全民了解自己的国宝，进而认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，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