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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白真迹《上阳台帖》不为人知的故事

时间:2023-08-07 11:31:02 编辑:九叠君 来源:九叠篆网

李白《上阳台帖》

天宝三年(744年)李白和杜甫、高适到王屋山阳台道观寻访司马承祯,未果(已仙逝)。李白见到司马承祯的画作,触景伤情写下诗句:“山高水长,物象千万,非有老笔,清壮可穷。”落款“十八日,上阳台书,太白。”

《上阳台帖》本纸为纵28.5cm,横38.1cm,然而后人装裱时加的引首、隔水、拖尾使得长度增加了几倍,历代名家的题跋和收藏章也是密密麻麻。如此之多的名人题跋加上他们的收藏章,为这件国宝的身份增添了确凿无疑的背书,同样也说明这件国宝千百年来所经受的颠沛流离。

《上阳台帖》上第一个题跋的人是宋徽宗赵佶。赵佶生于元丰五年(1082年),是宋神宗第十一子。据说在他降生之前,其父宋神宗曾特意观看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,随后就生下了徽宗,所以就有了“梦到李后主,文采、风流超过李煜百倍”的说法。这种传说固然不足为信,但在赵佶身上,的确有李煜的神韵。

宋徽宗赵佶

徽宗自幼爱好笔墨、丹青、骑马、射箭、蹴鞠,对奇花异石、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,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,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天赋,他创造的“瘦金体”书法更是飘逸潇洒、独树一帜。

宋徽宗题跋

宋徽宗在位时广收古物和名家书画,收藏在内府,并命文臣编辑《宣和书谱》《宣和画谱》《宣和博古图》等书,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、系统性收藏宝物的国家行为,证明了宋代的经济强大,也保护和传承了文化遗产。

宋徽宗将《上阳台帖》收归内府,保护了流散在民间的文物,也引领了宋代文人的收藏热,士大夫和文人把收藏字画作为一种雅兴,也是一种身份和品位的象征。宋徽宗引领的收藏热也一直对现在的文物收藏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宋徽宗在题跋中说,他曾经见过李白的另一件书帖,并评价说:“字画飘逸,豪气雄健”,看过李白的书迹才知道他的书法和诗作都有很高的成就。

古代名家书法的鉴定是非常困难的,尤其是仅存一件的情况更是无法对比认证的,这在文物界叫作“孤证不立”。宋徽宗距离李白生活的时代仅三百多年,而且他是见过李白其他真迹的人,再者赵佶本人又是书画大家,他的眼力和鉴赏力高于常人,所以有了宋徽宗的题跋为确认这件李白《上阳台帖》立下了铁证。

贾似道

在《上阳台帖》的右下角钤有一方“秋壑图书”的朱文印章,证明它曾经被贾似道所收藏。

贾似道秋壑图书章

贾似道是宋理宗时丞相兼枢密使,权倾朝野为一代奸相。《宋史》上记载,当时襄阳被蒙古军队围攻,贾似道却在家中赌博淫乐,甚至上朝时还怀揣蟋蟀,结果蟋蟀跑出来跳到皇帝的胡子上,演出了一场闹剧,南宋灭亡贾似道的乱权是脱不了干系的。

贾似道是历史上有名的奸佞,但是他在艺术上还是颇有鉴赏能力的。他令人临摹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,又复制了姜夔及任希夷的真迹。他所收善本图书达千余部,至今流传于世的许多古代书画名迹,如《快雪时晴帖》《游春图》,欧阳询《行书千字文卷》、赵昌《蛱蝶图》、崔白《寒雀图》等,均是他的收藏品。

历来在字画收藏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,钤印收藏章要从下而上,即先得到的人要把章盖在作品的底部,流传到后世藏家手中,要把章盖在上面,以此类推时代越久远的藏家印章应该在最下方。贾似道在得到《上阳台帖》后把“秋壑图书”章钤印在画芯的右下方不起眼的位置,说明他不仅是内行,而且对艺术品十分珍爱和尊重。

项墨林(1525年—1590年),原名项元汴,字子京,浙江嘉兴人,为明代著名收藏家、鉴赏家。

项墨林

项元汴因为得到一张名琴,上有“天籁”两个字,于是就用“天籁阁”命名自己“藏宝楼”。天籁阁里“海内珍异,十九多归之”——商周时的鼎、汉代的玉器、晋唐宋元的名帖,各朝名器,还有种种珍稀的奇花异草,手笔之大,无出其右。天籁阁就像是那个时代最了不起的博物馆,同时代的文人、画家、古董商人、文物掮客,没有不希望能进去饱眼福的;而只要曾经出入天籁阁的人,也没有不钦羡的。

项元汴经常乘坐自己的大船到南京会友并且寻访文物,在重金收购《上阳台帖》后在上面盖了多方收藏章,而且占据了有利位置,其中一方“ 檇李项氏世家宝玩”九叠篆大印甚是壮观,在众多的收藏章中尤为醒目。

项元汴收藏到《上阳台帖》后,视如自己生命一般,在他的天籁阁中经常把玩、寻味。他不仅不让外人看到《上阳台帖》,甚至自己家人也不能轻易触碰到。每当他在天籁阁中展卷欣赏时都要把门窗紧闭,生怕家猫或者飞鸟闯入对《上阳台帖》有丝毫的损伤。恐怕只有自己独处一室时,他的心灵才能与古人神往,得到内心片刻的抚慰吧。

项元汴在其收藏的众多书画中均是多次钤印,而且是不同时期钤印不同的章,这说明了他是经常观看和欣赏《上阳台帖》的,不啻为点赞最多的大收藏家。

可惜的是,清朝入关攻打嘉兴时《上阳台帖》和项元汴无数的珍宝一起被千夫长汪六水所劫掠散失殆尽,这件国宝又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,直到乾隆把它收归内府才使得国宝重新得到安全的所在。

乾隆在位时间六十年,他喜好艺术,在收藏方面他以唐太宗和宋徽宗为追求目标,听说哪里有名家的作品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。

乾隆在得到《上阳台帖》后异常兴奋,题写了“青莲逸翰”四个字,并且盖了一方“神品”的章。书画鉴定中通常把作品分成“妙品”、“能品”、“逸品”和“神品”,神品是最高的等级,能够称得上神品的是技法上神乎其技,精神上也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。可见乾隆对于这件《上阳台帖》的重视。

乾隆在盖章上也是毫不保留,把他所有重要的宝玺统统钤印在上面,包括了“乾隆御览之宝”、“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”、“石渠宝笈”、“三希堂精鉴玺”、“宜子孙”等等。前文所述字画钤印的约定俗成乾隆毫不理会,他尽可能把印章盖在作品的上端不给后人留有余地。这仿佛是想告诉世人,自己作为帝王理所当然要在最高处,他身处殿堂傲视群臣,他的印章也要和他一样没有他人可以企及!

1911年清室退位,逊帝溥仪不断将历代珍品书画偷盗出宫。1924年,溥仪被驱逐出宫入住天津张园后,为了维持习惯了的生活水准,不得不变卖手中书画。《上阳台帖》正是在这一时期被溥仪出手,散落民间,这件国宝又开始了颠沛的境地。

郭葆昌

郭葆昌早年曾在北京一家古玩店当学徒,精于清代官窑瓷器鉴定。后来他当了袁世凯的下属,由于为人干练,深受袁世凯的信任,逐渐升至总统府庶务司长。袁世凯称帝时,任命他为陶务总监督,负责烧造一套多达三四万件的“洪宪御瓷”。袁世凯皇帝梦破之后,这套瓷器多数成为郭葆昌私人藏品,他也因此发了一笔横财。

北京的古董商明白一个道理,谁家发财了就会收购文物,相反如果哪家败落了藏品肯定是要出手的。郭葆昌作为古董商深谙其中道理,他非常了解北京各大藏家的家底,谁家有什么藏品他都了解情况,如果哪个藏家家境没落他便首先登门收购藏品。溥仪由于退位后经济状况不好,郭葆昌出于商人的敏锐嗅觉,在其他商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就抢先入手,所以他能够获得清室的一大批珍宝也是情理之中的。

1937年被誉为“民国四大公子”的大收藏家张伯驹在郭葆昌家中首次见到《上阳台帖》,同时看到的还有名列乾隆“三希堂”中的两件晋代法书——《中秋帖》和《伯远帖》。张伯驹担心这些宝物流失到海外,便以20万元重金购买了《上阳台帖》《中秋帖》《伯远帖》,以及唐寅《孟蜀官妓图》、王时敏《山水》轴、蒋廷锡《瑞蔬图》在内的6件书画作品。

张伯驹

1953年,张伯驹通过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,将《上阳台帖》赠送给毛泽东。1956年,毛泽东又将这幅作品拨交故宫,收藏至今。

李白《上阳台帖》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,是国宝中的佼佼者,它历经千年,阅尽沧桑,被众多帝王、文人收归己有,又遭逢兵荒马乱流散民间,如今它被故宫博物院收藏,从此有了最适合的归宿。在国家文化复兴的新时期,更需要全民尊重国宝,通过各种手段让全民了解自己的国宝,进而认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,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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